专 栏

　　热点观察

　　思想随笔

　　任弼时批评“政策性浪费”

　　黄黎

　　制度给人们以稳定的预期，人们根据预期来选择行为，而人们的行为选择最终决定了社会与经济绩效。在这个充满变革的年代，需要尽快建立起一整套稳定的制度预期。改革不仅应该定义为消除一些旧的不合理的制度，更应该定义为建立起一套新的合理的制度。

　　先看一些现象。

　　清华大学廉政教研室副主任任建明撰文指出，官职升迁的不稳定，是诱发地方某些官员迷信与腐败的重要因素。

　　一位民营企业家曾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中许多人表现得如此急功近利吗？那是因为各种规章制度不健全，即使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变化起来也太快，我们都有一种想尽快捞一把的心理。

　　一位文化学者认为，中国人现在心浮气躁，甚至有少部分人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末日心态”,就在于这个社会无法给人以任何稳定的预期，无法给人以安全感，于是不少人就想“我们还是及时行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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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描述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有道理。我也一向认为，中国30年走过的道路，相当于世界上近300年现代化的历程。身处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不能不看到，如果不能尽快建立起一套新的稳定的制度，使社会上绝大多数群体与个人都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我们未必能把握好这个变革的时代。

　　这里涉及到制度的功能问题。

　　制度学派学者柯武刚说，“在没有秩序与规则的地方，人们对于其行为选择的后果没有任何稳定的预期，社会的相互交往必然代价高昂，信任和合作也必然趋于瓦解。”而一旦有了制度，社会就有了秩序，“秩序鼓励着信赖和信任，并减少着合作的成本。当秩序占据主导地位时，人们就可以预见未来，从而能更好地与他人合作，也能对自己冒险从事创新性试验感到自信。”也就是说，制度给人们以稳定的预期，人们根据预期来选择行为，而人们的行为选择最终决定了社会与经济绩效。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就是，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回看上面的例子。地方某些官员的迷信与腐败，一个原因在于一套完善的官员考核制度与问责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干得好的获得百姓公认的干部未必能升迁，相反，一些热衷于搞“潜规则”的干部即使没有政绩照样上。这种混乱的信息使得某些地方官员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对自己的前途无法把握，求助于“怪力乱神”也就毫不奇怪了。而更严重的是，正因为没有严格的章法，在干部升迁使用中存在很大的弹性，也给一些更高层次的官员腐败的机会。

　　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同样对企业家必不可少。因为制度环境不稳定，企业家不可能制订长期契约，不可能进行战略性投资，更不可能进行带风险性质的创新。企业也不可能很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家就形成了“暴发户”心态：今朝有钱今朝赚，赚了钱就赶紧进行奢侈性消费。这也反过来证明这些人为什么对“物权法”比其他社会群体更为热心：因为他们想吃一个“定心丸”.

　　社会心态当然也与制度是否提供稳定的预期有关：一个稳定的制度减少了世界的复杂性，世界更加有序，又使个人更容易与一个复杂而易变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因而有助于我们应付对不能驾驭生活所怀有的“原生性焦虑”,同时创造着诱发归属感的多种纽带。

　　总之，在这个充满变革的年代，需要我们尽快建立起一整套稳定的制度预期。改革不仅是消除一些旧的不合理的制度，更应该要建立起一套新的合理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历经了30年改革后，我们有必要作一些清理：需要继续改的就继续改，而那些已证明形之有效的制度必须尽快确立下来。

　　我们需要一个

　　稳定的制度预期

　　卢周来

　　原因剖析

　　对策建议

　　网络已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从表面上看，官员惧怕的是互联网络，但从本质上来说，官员惧怕的是互联网络背后的权利与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什么是官员“网络恐惧”症？我认为“网络恐惧”可能不仅仅是不适应，而应当是对网络的害怕和躲避的心理现象。从网络热点事件来看，当前官员“网络恐惧”症状不同，“病理”也不同，大多是因为自身有问题，被网络这个“放大镜”照了出来，也有因为网友的偏见而让人“被动”恐惧的。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随着我国传媒业特别是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我们已进入新媒体引导下的“泛在时代”.“泛在时代”的传播特点往往是点对点或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方式，具有网状和弥散性特点，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传播速度呈“爆炸”式，极易迅速产生集聚与放大效应，形成网民情绪高密度的舆论场，这已然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网络成为民意民情的重要表达路径和方式，也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新的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还有利于推动社会积极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人人都被置身网络监督之下，也有利于培育公民道德的自觉和洁身自好。

　　对于林林总总的互联网现象，把它看作与现实无关的虚拟空间，或是现实危机的来源皆不可取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秦露：互联网带来了信息化社会，同时也带来了两股看似相互矛盾的浪潮：一股是全球化浪潮，它似乎要抹平一切差异，使世界变得同质化、扁平化；但另一方面，被全球化浪潮所裹挟和吞没的每个人、群体、乃至于民族国家又面临着失去自我的焦虑，不甘于这样的结果，于是开始拼命寻找新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我”是谁？“我们”又是谁？是这种寻找自我的愿望幻化为各种形式并成为现在的热门话题，比如知识产权、隐私权、国家利益、公平正义等等，以多元化的价值与声音表达出来，并失去了判断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只有同时看到价值全球化与身份认同碎片化的并存，看到两者此消彼长、相互渗透所形成的社会与价值地貌，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个时代。

　　因此，对于林林总总的互联网现象，把它看作与现实无关的虚拟空间，或是现实危机的来源皆不可取，互联网不过是现实社会与公众心理的延伸、拓展、承载与反映。只有社会为人们提供了足以安身立命的建设性的正面价值，互联网才不会成为单纯的破坏性与否定性价值的载体；只有社会的现实机制理顺了，人们拥有了正常的问题反映与解决途径，互联网才不会成为赌博般吸引眼球的话题引爆点；只有现实中的法律规范有效延伸与适用于互联网，每个人才会在互联网上如同生活中一般检点和规范自己的言行。

　　对策建议

　　“触媒”时代是走向善治的契机

　　岳阳市委党校陈传伟、李少华：网络是现实的影子，社会转型期，矛盾复杂多发，网民对财富和权力分配问题敏感，必然会通过网络发泄。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建立网络舆情收集民智、民意，使公众的意愿通过合法渠道转化为国家意志，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涉及群众利益、公共权力的使用、社会良俗维护等问题上，要具备政治敏锐性，做到未雨绸缪，防止使“案件变成事件”.

　　网络民意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网络表达与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网民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却未共建与共治的领域。以公共治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有助于社会的互动与和谐，培养网民参与社会管理，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网络时代带来的并不是洪水猛兽，或许是走向善治的一个契机。

　　隐私权一旦与权力挂钩就必须接受社会监督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隐私权，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常规。但官员同公众不一样，隐私权的边界也不一样。官员本身在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公众人物，因为他握有公共权力。按照现代政府运作的规则，公共权力必须公开透明，目的就是要防止公权私用，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物质上或心理上的好处。作为官员，他的隐私权一旦与权力挂钩，就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把自己的行为摊在阳光下。在国外，隐私权是严格限定在个体的范围内，一旦超过这个范围，与公众利益和权利相联系，都必须公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家没有隐私权。他获得权力的一个基本途径就是做一个“透明人”,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对其行为进行监督，进行评说。

　　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网络沟通平台

　　《瞭望新闻周刊》李松：专家认为，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组织部门有必要培训官员适应“网络化生存”,更应把网络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在官方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网络沟通平台，进一步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目前不少官员遇到网上负面信息，往往手足无措，更多选择回避或失语。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官员没有意识到网络回应的责任，所以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二是组织上对于网络回应尚无清晰规则，有些官员不敢说话，怕说错话，怕组织追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李成言：各级组织部门应重视加强对各级官员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和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培训。要培养官员学会冷静面对，让他们学会运用形象、生动、简洁的网络语言与网民交流，以普通身份与网民平等互动。

　　官员更应该有自我监控意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这个“曝光时代”,不管是明星也好，官员也好，还是普通百姓也好，我们每个人应该何以自处？应该认识到，任何人都有缺点，但是在网络时代，这个缺点就会被放大，而我们每个人的所做作为看起来是个体行为，实际上却是时时刻刻被置于各种摄像机的监督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公民应该谨言慎行，提高对自身言语举止、道德规范的要求，尤其是对官员，更应该有这种自我监控意识。

　　日前，人民论坛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其中“县处级”干部最担心网络监督。60%的受调查者“最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

　　近年来，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官员恐惧的事件不胜枚举，网络高速、及时、广泛的传播效应，尤其是对诸如“疫苗事件”、“喝凉水事件”等有关“官”与“民”之间关系发生偏差的事件热切关注的属性，使得一些官员对网络很恐惧，有的则是爱恨交加。

　　不可否认，我国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已越来越身不由己地置身于浩瀚的网络监督中。那么，该怎样培养官员适应“网络化生存”?

　　任弼时是党内较早负责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上世纪40年代在负责边区经济工作期间，他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建设中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的主张。

　　1944年4月西北高干会议上，任弼时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除了要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外，还要为保卫边区、准备反攻积蓄力量，并特别强调要防止和克服浪费，尤其是那些“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产生的”.在他看来，“政策性浪费”比其他浪费造成的损失都要大，他归纳了“政策性浪费”的主要表现：一、政策本身出现失误，例如制定的政策本身不正确，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二、执行政策不严，监控不力，从而导致了浪费现象的发生；三、情况和环境发生变化而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四、超过标准的消费规定；五、财经规章制度不健全。

　　任弼时还举出了几个例子来说明“政策性浪费”.比如，贸易局在对外贸易上允许奢侈品的入口和在输出物资上没有严格地注意掌握等价交换政策；银行固定二元一角的牌价，使我们不得不贴本兑出外汇。这些情形，都使大小公家和人民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在供给上，有些机关部队和个人借口丰衣足食，无限制地提高供给标准，甚至发生浪费奢侈现象。比如，在被服的供给上，或者不管是否必须增发和添补而滥发了许多可以不必发的被服；或虽然做到了按时发给，但大部分被服质量很差，不能耐久。

　　任弼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首先，各级领导务必认清经济发展的特点，正确地把握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制定本单位的具体计划和政策，并随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其次，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制度建设来堵塞漏洞，减少“政策性浪费”.第三，提倡厉行节约，制定有关的奖励措施。

　　“政策性浪费”比其他浪费给经济建设带来的损失更大，危害更甚，毛泽东曾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贪污固然可恶，但毕竟有法可治，而“政策性浪费”却在以“合法”的形式悄悄地吞噬着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当前，我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弼时关于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的思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国家博物馆馆员）

　　一家之言

　　“城市病”

　　不是停止大城市发展的理由

　　陆铭

　　本报记者宋广玉综合

　　最近，强调中小城镇发展又成为社会上时髦的说法。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应该是重点发展中小城镇，即使是要发展中小城镇，也仍然要以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为前提。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城市规划学界和地理学界有争论，到底应该发展大城市，还是应该发展中小城市？在地理、规划学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共识：发展大城市是更加有利于节约用地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多地少的国家，发展大城市对节约用地的作用更加明显。

　　发展大城市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人均的提供成本更低。教育、医疗等事业也是有规模经济效应的。此外，大城市的消费品多样性比较明显，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多种多样的消费品的需求。在大城市里，人们还可以借助市场大规模需求而专业化于某一种特定的经济活动或者职业，劳动力的专业化水平比较高，由此劳动者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在我们的实证研究中，的确发现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平均快乐感更高，所以，我们不应该阻止人们通过发展大城市来生活得更好。

　　服务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于城市的规模。很多人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将以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主要是依赖内需，这样的话，沿海地区的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的发展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这样的看法不对。服务业的发展规律是，必须要经过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劳动生产率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服务业发展才能获得它的动力。从这个意义讲，服务业的发展是跟着制造业走的。

　　另外，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就是比较低，但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快，就可以在总量上创造更多的就业。

　　现在有很多人主张要优先发展中小城市，他们认为，发展大城市会出现拥挤、污染等很多所谓的“城市病”.但这不是停止发展大城市的理由，恰恰相反，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来解决。更需要指出的是，恰恰是因为大城市具有的规模经济，有时反而有利于解决拥挤、污染等问题。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当下中国，制造业的污染往往不是发生在大城市，也不是发生在东部沿海的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今天在中国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很多是内地欠发达的地区。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内地不具备发展制造业的区位优势，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往往更加倾向于吸引那些污染程度比较高的产业，而这些又是东部已经在淘汰的企业。所以，人口不集聚，可能反而在总体上使污染变得更严重，而不是得以缓解。

　　因此，中国目前城镇发展的路径应该是进一步发展大城市和大都市圈，来提高经济和人口的集聚程度，而不是优先发展中小城镇。在人口集聚的过程中，能够为城市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